转型

于松岭在美国期间，培训学校由吴慧杰和母亲继续经营，而且办学很成功。回国后，他把目光投向在美国已普及却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新事物：计算机。

一九九三年，他独自一人来到北京中关村，购回十台“286”计算机，办起了培训班。培训班大受欢迎，报名的人从门口排到街角，学员还没毕业，就被机关、银行、企业聘走。培训班一办十几年，设备最多时增至三百台，为学校后续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。创始人也终于给自己租了第一间办公室，挂上了“校长室”的牌子。

一九九四年底，于松岭坐在办公室里，盘点过去九年。学生从二十二人到上万人，教材和磁带走向全国，剑桥已经有了让人羡慕的规模。可他心里隐约有另一个声音：有家长跟他算过一笔账，孩子上学、上补习班，一年下来费用不菲，几乎是一个工薪家庭一年的收入，培训有其发展边界。他认为要稳定，要规模，要品牌，就要往学历教育上走，何况办一所大学，本就是他在哈理工教书时就种下的心愿。那一年的哈尔滨又落下大雪，他在纸上为下一个十年画下新的方向——剑桥不仅要办培训教育，还要办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。

一九九五年，于松岭以每年四十万元的租金租下校舍，创办黑龙江剑桥专修学院，迈出向高等教育进军的第一步。当年九月一日学校正式开学，然而来报到的又是二十几个学生。命运像有意安排了一次回声：十年前，一间租来的教室，二十二个孩子；十年后，一个更大的教育理想，仍从二十几个年轻人开始。只是这一次，他不再满足于教授一门课，而要为一个人更完整的学习旅程搭起台阶。

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五年，东方剑桥完成了最初也最艰难的一次定义：什么值得做，怎样做，由什么样的人做。答案藏在二十二个孩子抬起的眼睛里，藏在雨夜准时抵达的身影里，也藏在一九九五年再次出发时二十几个年轻人心里。那时还没有“集团”，也没有完整的版图；只有一间教室、一叠卡片、几箱教材，和一颗始终不肯降低标准的心。微光初燃，光不耀眼，但已足够照亮第一程路。